政治学概念建构的意识与方法——基于田野政治学的视角

作者：徐　勇  责任编辑：许家秀  信息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2-04-03  浏览次数： 28530次

【摘　要】概念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契合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理论已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基于本土经验，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体系则是这一自觉的出发点。华中师范大学“田野政治学派”徐勇教授先后提出东方自由主义、家户制、农民理性、祖赋人权、关系叠加等一系列重要概念，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和政治提供了重要思路。这些概念的提出，不仅反映了田野政治学研究团队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学术认识，而且体现了其概念建构意识和建构能力。应郭忠华教授邀请，徐勇教授及其团队于2020年12月7日在中山大学接受专访。访谈以对田野政治学相关概念的讨论为基础，反思了西方概念移植对中国的影响，总结了本土概念建构的方法与步骤。

【关键词】政治概念；田野政治学；概念意识；概念建构

一、概念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郭忠华:在学术研究中，概念是最基础的，是出发点，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形成知识，也无法进行学术交流。但在我国政治学界，概念很多时候被当作自明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里少有人重视和研究概念。近年来“田野政治学派”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不仅得出了许多影响学术和政治的结论，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今天，想与您就概念建构问题做一些深入探讨。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概念在田野政治学的研究中有何重要性?

徐勇:做田野政治学，需要去了解田野事实，但了解之后，对事实不能一个个地阐述，不能一直“讲故事”，而是需要用概念进行阐释和概括。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以一个个概念为基础构成的，这也是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最大的不同。从基本概念出发，将概念按照其内在逻辑联结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概念的存在，才会有知识体系，才会有学科，概念是学科的基石。概念对学科的重要性是这样，对田野政治学的研究更是如此。

郭忠华: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人们常将词汇、概念、话语等混杂在一起，您认为应该如何区分它们?

徐勇:话语是指说什么、怎么说。各个学科有关说什么和怎么说的表达方式和表达规范是不一样的。学术表达的核心是学术概念，所以概念是话语的精华。话语体系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概念。但是，对于概念的理解也不能过于狭隘。有些概念表现为一个名词，比如民族、国家。概念也可以是一个短句，因为两三个字通常很难精辟地概括一个事实，所以短句也应该被纳入概念的范畴，比如“逃避统治的艺术”1。故而，概念可以有词汇、短句、词组等表现形式。

郭忠华:但是，概念与词汇之间也存在着某些本质性差别。在概念史研究领域，两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比如，概念与历史情境相关联，词汇则偏重于词典形式；概念语义随着情境的变迁而变动，词典中的词汇含义则通常是固定的。

徐勇: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概念史，没有关注你所说的这一差别。对于概念，我想重点是抓住其核心，即概念是对特定事物共同本质的概括。

郭忠华:下面想与您专门探讨一下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问题。我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发展。由于这种背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概念表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当然，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如此。为什么我国存在着悠久的政治历史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却没有提炼出类似于西方的政治概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呢?

徐勇:一门学科必须建立在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过去中国政治中的大量事实没有被概念化，造成不能进行知识生产和重复性传递的结果。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的为政之道没有被准确地提炼为概念，缺乏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不断有人进行阐述。这种情况无法使相关知识发展成为一个学科，所以说概念建构是学科的起点。在建构概念时，西方有自己的内在普适性，是从它自身的经验中提炼出经验性概念和普遍性概念。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概念时并没有加以区分，而是把它们全部都引进了，这的确会造成西方政治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适用性”问题。

郭忠华:按照安德鲁·海伍德的区分，概念包括“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两种类型2。前者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仅表示事物的客观特征，经得起科学检验；后者则负载了明确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意味，会对概念使用者的价值判断造成影响。不少西方学者站在规范性概念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中国成为西方的对立面，成为专制、极权、停滞、奴役的代名词，请问导致这种价值偏见的根源是什么?

徐勇:概念是人认识事实的一座桥梁，要认识一件事情，比如要认识东方社会，我们不能一个个地描述现实的东方社会，而是需要去概括东方所有社会的本质特征。话语主体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时候所站的位置不同，认知就会有很大的区别，例如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待东方，不可避免地会以西方为参照物来看待东方社会，这是一个经验的表述。

但西方的表述也有其历史根源，因为相较于东方社会，西方在早期文明中走得更前。恩格斯所论述的三次大分工理论针对的主要是西方社会，因为只有古希腊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个体从团体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商人群体；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传统农业共同体瓦解，个人而非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进而出现了契约。古代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时就经历到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个体因而一直被包含在家族共同体中。只有到第三次社会分工后，个人才是自由的、独立的。所以，当西方站在自身的角度来看待其他社会时，便会使用“专制”等意识形态标尺，“自由”成了西方社会的核心思想，他们使用“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等概念来概括东方。从这一点而言，西方是以自己的文明发展阶段和情境为参照来概念化东方的。

二、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

郭忠华:您曾发表文章讨论“东方专制主义”概念存在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东方自由主义”概念。专制抑或自由，显然必须以相应的标准为前提。如果说西方学者提出“东方专制主义”是以“西方自由主义”作为讨论前提的，那么“东方自由主义”又以什么作为衡量标准的?

徐勇:“主义”就是一种主张、一种标志。概念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标识，一个概念就标示了一类事物。但概念具有“相对性”特征。“东方专制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是相对于西方自由主义而言的。我为什么提出中国是“东方自由主义”呢?那是通过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这里的“自由”主要指“生活状态”方面的自由(交完皇粮，自由自在)。传统中国尽管有地主存在，但没有农奴，更不是农奴社会。地主指的是“土地”的主人，而不是“人”的主人。从政治自由的角度而言，在传统中国，民众也有反抗的自由(伐无道，诛暴秦)，但它的确不是一项政治权利，法律并没有赋予人们这方面的权利。“东方自由主义”更多是一种“生活状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所以“东方专制主义”可以概括一部分事实，但不能概括所有事实。但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概念，那就意味着接受了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全部事实，认为东方社会就是“专制主义”的，而看不到“东方自由主义”的一面。“东方自由主义”旨在使人们认识到，东方社会也并不完全是专制的。

郭忠华:刚才您已提到，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但就是没有把它们概念化，进而形成一套完备的知识体系，导致中国现代政治学兴起时必须建立在引入西方政治概念体系的基础上。请问先贤们没有把中国丰富的政治经验概念化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还是其他原因使然?

徐勇:这的确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传统中国社会形成的是一种农业思维。农业思维是一种经验性思维，源于师徒传承制，所以没有形成抽象的知识体系，农业思维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思维，没有把事物精确化、体系化和抽象化的压力。但西方海洋思维不一样，因为它所面对的现实是变幻莫测的，需要去提炼、去总结，要将经验知识抽象出来。

但我们也正在发生改变。田野政治学就是从生活出发，不是带着概念去硬套田野现象，而是主张去发现、去总结。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摆事实，没有形成相应的概念。但是中央编译局的荣敬本先生用“压力型体制”来概括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了解的相关事实。“压力型体制”概念起到了一种革命性的作用——将农村调查所得知的事实用几个字概括了出来。这一概念后来被反复使用、被传承，这就是概念的力量，其他人不需要再去调查，通过这个概念就知道了这一事实。于是我也受到启示，有了一些概念表达。例如“社会化小农”，指过去的农民在自己的小地方自给自足，但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农民发生了很多变化，于是“社会化小农”这个概念就被提了出来，体现在农民生产社会化、生活社会化、交往社会化等方面。它表明了小农如何发生变化的事实。

郭忠华:您还在许多地方使用了“农民理性”概念，引起了不少争议。“农民理性”概念又得益于何种启发?“农民理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

徐勇:我曾经跟踪调查深圳农民工很长时间。农民工在工厂中的工作时间很长，几乎天天加班，但他们并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抗争。我认为这要从农民工自身的情况出发进行分析，因为农民工是“农民”出身，具有自己的内驱力。对于他们而言，一是务工比务农赚钱，二是加班可以赚更多的钱，三是只有赚了钱才可能养家糊口。这是他们的行动逻辑，这种逻辑不是许多人认定的“权利”逻辑。那么，该用什么概念来概括这一事实呢?于是我提出了“农民理性”概念，认为这是农民自身理性的体现。对于农民工的行动逻辑，我们需用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去看待，要置身于他们的情境中进行理解。

郭忠华:田野政治学团队已经提出了许多概念，比如前面提到的“农民理性”“社会化小农”“东方自由主义”“祖赋人权”等。请问，在提出这些概念的时候是否事先已有某种思维框架?这些概念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而不是如表面上所呈现的，只是一个个独立的概念?

徐勇:我们建构这些概念时正是基于一种农业思维，不存在何种事先设定的思维框架。学术研究通常是先提出特定的假设，再围绕这一假设展开论证。但我们在做田野政治研究时并不存在诸如此类的思维模式。我们就是从事实出发，从发现一个事实到发现另一个事实，对每一种事实都尝试用概念进行概括。比如“农民理性”，他们的理性并不是知识上的理性，更多是一种生活上的理性，但他们会有成本—收益的比较思维。站在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是无法理解农民的这种生活理性的。

前面说过，概念具有相对性，但概念又具有唯一性。它只能对某类事实进行概括，只能穷尽一部分事实，而不能穷尽所有事实，因此还需要其他概念的辅助。比如，为什么当年第一代农民工希望加班，现在的农民工却不愿加班了呢?因为第一代农民工有家，有很多孩子要养活。他们的行动逻辑是从个人到家。现在农民工选择的是个人，选择的是舒适的环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的观念相对而言已经非常淡薄了。所以，在当年的农民工那里，“家”是一个指导其行动的单位，但对于现在的农民工而言，逻辑就不一样了。

你问到的这些概念都是长期知识积累的结果。学术研究必须上升到基本理论上来。概念的建构一定要有反思精神，如果进行了田野调查而没有反思，那了解到的只能是一大堆有关田野的事实。作为学者，发现一种现象后就需要进行反复追问。

郭忠华:我注意到在您提出的诸多概念中，还存在另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对性概念”。比如，针对“东方专制主义”，您提出了“东方自由主义”；针对“天赋人权”，您提出了“祖赋人权”；针对“村社制”，您提出了“家户制”；针对西方的线性发展框架，您提出了“关系叠加”概念。请问，您在提出这些概念时，是否潜在地有一种对话西方的意识，力图基于中国社会特性来表明西方概念的不足?

徐勇:这是无意识的结果。概念生产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来源于事实，但学者们在从事田野调查时，必须有自身的学术思考，田野研究不能是完全价值中立的。所谓价值中立就是理解你，但不评价你。

作为学者，应当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不然就不是合格的学者。这就是为什么驻村干部不会提出学术概念，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而我们的使命就是通过田野调查来发现与原来观念不一样的事实。一旦发现了这种事实，就要把它概括出来，做田野研究需要有画面感、现场感，它们都是具有冲击性的，可以激活你脑海中自由自在的知识。在传统中国，人的身份、地位和资格都是祖宗赋予的。也有学者曾提出“怎样取得村民资格”的问题，但没有建构出相应的概念。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提出的概念只能解释一个村的事实，那就不是真正好的概念。

概念建构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突出事物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它的其他方面。比如，个体化概念的建构。血统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其实也很重要，但为什么西方学者不从血统角度解释民族国家呢?其实这是被有意遮蔽的一个问题，西方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时有意将这部分历史虚无掉了，因为西方要建立的是一个以个体化为基础的社会，于是集中了个体化的解释资源，以个体化的解释方式来瓦解家庭和血缘关系。

三、概念建构的基本模式

郭忠华:接下来想问一个更一般化的问题，那就是关于概念的建构模式问题。请问您认为在建构概念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重点强调的要素和环节?

徐勇:第一是“概念源”。刚才讲到过，概念的源头在田野调查中。我们经常讲“源头活水”，如果秉持已有的观念进行调查，那就发现不了事实。就像挖矿一样，只有挖到矿以后才能进行提炼，也就是基于观察到的田野事实再进行概念提炼。

第二是“概念延展”。这一步已不受制于概念源了，而是进入知识生产阶段，在加工时可以不断发现新元素和添加新元素。但新的元素不一定是田野调查得来的，也可能是从别处借用来的。比如“关系叠加”概念的提出，既有来源于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因素，也有源于自身知识生产和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因素。所以，做田野调查也需要学习理论，必须回到理论上来。我们现在为什么特别需要基础理论呢?因为没有基础理论，就不能给做田野调查的人提供理论支持。

现在，“家户制”概念受到一些质疑。但任何概念都必须具备可争鸣性，如果概念不能引起争鸣，也就是没人关注，概念就可能不成立、不可重复和不可延续。任何概念的提出必定会受到冲击和质疑，学术争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提出的概念能够引起别人注意，那说明你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独特性，或者概念还存在不完善之处。通过学术争鸣，可以深化认识，这就进入知识体系的内在加工阶段，而不再是最初的“挖矿”环节了。

比如，我们后来使用了“长周期”概念，是因为“家户制”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农村，却不能用来解释整个中国社会。如果要解释中国，就要提出一种新的历史观，必须使用“历史”的方法。一些学者否定“家户制”，就是因为他们用现代的理念去观察历史，从这种角度出发，那历史肯定都是过时的。我们的确需要有一种新的历史观，出于这一思考，我提出了“长周期”概念，“家户制”概念放在长周期里面就变得有解释力了。王朝更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户制遭到破坏，没有了家户也就没有了税源，王朝也就难以为继。每一个王朝建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家户。如果不放在一个政治的长周期里面去看，家户制就没有普遍性了。

我们现在很多概念确立不起来，就是因为缺乏较为普遍的解释力。西方人为什么要延续古希腊传统?因为只有在古希腊那里，他们才能找到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种普遍性的东西就是个人主义。只有在古希腊，才出现了高度分化的个人主义。近代欧洲之所以出现文艺复兴，就是因为近代欧洲的思想家们要把古希腊罗马的精粹重新拿出来。但他们在重塑这种精神的时候，已经把古希腊罗马时期很多与个人主义不相符合的线索给剥离了。

郭忠华:前面您讲的主要是概念的建构方式问题。我还想提一个有关概念生命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前面也有所涉及。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我们总是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概念，但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概念提出的多，留存的少。很多概念几乎可以用昙花一现来描述。概念的生命力取决于概念质量，请问在提高概念质量方面您有何见解?

徐勇:关于提高概念质量，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一，概念自觉。没有概念自觉，即使发现了大量的事实也不能进一步提炼出概念。概念自觉背后反映的是学者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不要指望简单地提出一个概念，别人便会记住和接受它。概念承载的是知识，如果你被动地接受了某种知识，你就被它客体化了。怎样从知识的客体转变成知识的主体?这需要有一种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概念自觉，也就是要有概念意识。概念自觉是知识自主性的体现。第二，概念发现。有了概念自觉，还要能进行概念发现，发现哪些东西是需要进行概念化的。事实上，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也体现了研究者的学术素养，需要非常丰厚的知识积累。第三，概念反思。概念发现以后，还要思考原有的知识能不能概括这一事实?如果原有的概念能够解答我们看到的事实，那么再提出一个概念，这就叫无效概念，是重复生产。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制造概念、生产概念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为什么要做文献梳理?因为，文献梳理就是反思前人讲过了没有，如果讲了再讲，就是无用劳动、无效劳动。具体到概念上，也是如此。

郭忠华:如果把前面的两个问题合并在一起，其中似乎隐含着一条完整的概念建构链条或者说概念建构的主要步骤。您能否对概念建构的主要步骤再简要概括一下?

徐勇:的确如此!关于概念建构的步骤，主要包括：第一步，发现“概念源”，并思考我们当下所发现的事实过去有没有概念加以概括，如果没有，就要尝试对它进行概念化。第二步，概念反思。如果发现已存在相关的概念，那么就要思考原有的概念是不是准确，能不能概括我们所发现的事实。第三步，概念建构。如果原来的概念解释不了发现的事实或者完全不存在相关概念，我们就要思考将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以更好地概念化这一事实。第四步，概念的学理化。不是说提出一个概念就可以了，还必须大量地论证。学理化就是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要讲清楚它的机理、机制，也就是要挖掘事实背后的原因。所以我们在建构概念的时候，会调动知识体系去对它进行学理化。第五步，概念延展。当概念建构出来以后，还要对它进行不断加工，不断发现新的元素和添加新的元素，并通过各种渠道将概念普及开来。

郭忠华:概念建构还会涉及一个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即概念的提出总是从具体的、特殊的事物出发，从特殊事物中概括出普遍性。时下，不少学者强调“中国特色”，认为基于中国情境的概念才适用于中国，忽略了概念普遍性的一面。能否就概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徐勇: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概念提出以后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如果只能解释一个问题，那是不够的。概念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其具有普遍性，我们从特殊性入手，但目标是要归纳出普遍性。比如，“祖赋人权”概念最终还得回到“权利观”，因为“权利”是一个普遍性概念，中西都有。我对所谓的“本土化”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概念本土化的问题，任何概念都必须具有普遍性，都必须让别人能理解、能听得懂。同理，我们不能只讲中国政治学，政治学就是政治学，无论中西。概念也一样，不存在所谓西方的或者中国的概念。如果概念缺乏普遍性，那它所承载的学科也就没有普遍性了。为什么中西政治学都叫作政治学?就是因为其基本概念是共通的，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共通性。

但是，普遍性后面的经验是特殊的。例如，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路径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现在很多学者开始有了概念建构的意识，却没有进一步将概念提升到普遍性层次的意识。如果不能够贡献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那中国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就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为什么我们很难提供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呢?因为任何具有价值引导性的概念都必须超越于具体的事实，而我们现在建构的概念却主要是基于具体事实来解释特殊的事物，因而还解释不了普遍性事物。

郭忠华:在我国，学术界提出的概念主要还是以“描述性概念”为主，基于理念而提出“规范性概念”的情况并不多。但实际上，综观人类历史，规范性概念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更大、更深远。在您看来，我们是否有基于特定价值理念形成的建构性概念，并且对世界已产生较大影响?

徐勇:我想这方面最佳的例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非常有意义的概念，因为它具有引领性，旨在为人类提供某种发展蓝图。我们现在所有的概念都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建立起来的概念，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都是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概念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表达了某种超民族国家的想象。

注释：

（1）参见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

（2）参见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