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转向、组织建设和项目下乡：分裂型村庄的善治路径研究——以豫北L村为例

作者：何慧丽 许珍珍  责任编辑：蒋　韵  信息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2-06-29  浏览次数： 30912次

【摘　要】在国家项目下乡背景下，分裂型村庄如何避免派系恶性竞争，趟出一条从组织村民开始的有效治理路径？以豫北L村为例的相关研究发现：自上而下地“赋智”于村党支部，构建了超越村庄派系政治并发挥既有资源优势的治理思维；村党支部以组建“铁姑娘队”为抓手，对村庄妇女进行“赋权”“赋能”，使其在环境治理等公共服务领域发挥了内生的治理效用；以农村妇女自组织建设链接村庄有效形成从省妇联项目下乡开始的体制内项目信任连带效应，为村庄探索出一条从软性公共服务项目到硬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再到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善治轨道。

【关键词】项目下乡；分裂型村庄；有效治理；妇女组织化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项目资源向村庄下沉已成为发展趋势。本文主要研究分裂型村庄如何在一定的内部资源基础和外部宏观环境条件下实现有效治理。具体而言，研究这些村庄如何能够扭转村庄派系恶性竞争的治理困境，有效承接国家项目资源，将外来项目优势和自身资源优势有机结合，转化为有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村庄治理优势。

华北平原的多数村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拉力作用下，从区域差异的视角被认为是“小亲族”基础上的分裂型村庄[1]。分裂型村庄是介于团结型村庄与分散型村庄之间的一种村庄社会结构类型，村庄由数个相互之间竞争的小团体组成，这是分裂型村庄治理的底色[2]。结合既有文献研究，分裂型村庄多少存在着派系治理困境。村民在生产生活中分门分派现象突出，派系间竞争性强[3]，存在程度不一的家族派系利益、舆论和话语权力的争夺。来源于村内各派系的村干部容易形成内耗型结构从而无作为或难作为；抑或形成村干部上台、下台的轮流争斗和资源私人化占有的乱作为现象，导致村集体资产流失严重、村民维权上访不断。其中的资源密集型村庄更容易形成分化有生力量、发展能力涣散的恶性派系村治格局。派系竞争作为嵌入当下乡村治理的一种的变量因素，影响了村庄公共权力的配置，扭曲村民自治制度，导致乡村治理失控和农村社会失序[4]。

面对分裂型村庄治理的这种内部困境，一旦国家项目资源向乡村输送，难免出现项目资源的滥用、村庄治理生态恶化等问题。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其主要表现为：资源密集型村庄中的地方富人、灰黑势力和机会主义农民等利益主体形成了乡村社会的分利秩序从而将普通村民排斥在外，乡村治理产生内卷化危机[5]。乡村社会中的体制精英、社会经济和经济精英共同垄断了下乡资源形成“精英俘获”现象[6]，使得村庄的公共利益被少部分具有“权力—关系网络”[7]的精英群体攫取，产生“资源消解自治”[8]问题。此外，基层项目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和过于精准化的计量考核都会削减基层自治能力[9]。

那么，如何化解项目下乡所面临的村庄治理困境，将项目下乡的治理资源有效转化为基层的治理能力呢？有学者提出，克服资源下乡过程中治理内卷化困境，需要以村庄社会公共性重建和社会主体性发挥为着力点构建国家、基层政权与村庄社会之间的关联机制和制衡机制[10]。还有学者认为，乡镇及以上党政资源下移基层组织，将制度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与减贫效能，一直是我国重要的体制动员和基层制度创新经验[11][12]。有学者主张，需要加强以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以村社内生性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为两翼的复合型乡村社区组织体系[13]。还有学者强调，需要改变目前的权利配置方式与权利结构，向农民大幅赋增权力[14]；村庄应基于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及进路，采取选择性激励方法，激励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推进村庄治理现代化[15]。

针对村庄既有的现实治理问题，如上相关研究观点都有其合理和借鉴之处。但是，面对国家项目以多元方式、多元内容下乡的新形势，仍然缺乏更多更详实的不同类型村庄治理的个案经验，对这些既能解决具体应用问题又极具理论研讨价值的个案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为数不少的分裂型村庄有效治理经验的深入剖析和阐释，十分必要。本文尝试以北方某一村庄为案例，考察其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党政资源作用加强村党支部的领导力，从而使村庄超越于派系恶性竞争形成良性治理的格局；如何具体地动员组织既有留守群体资源力量，主要是占大多数的在村妇女力量，将其转化为真实有效的村社治理能力；是否可以借用项目成功下乡的契机，形成将原本分裂型村庄转化为团结型治理的可普及的路径经验等。本文调研资料来源于笔者2020年7—8月在案例村庄的实地访谈。

二、村庄背景：一个内部政治分裂的村庄

L村户籍人口1850人，常住人口1600余人。因当地县域工业相对发达，村内外出务工人员能够“离土不离乡”。全村设9个居民组，365户；9个自然村，以魏、何、耿、杨、李姓氏人数居多；全村耕地面积600余亩，以种植苗木花卉、蔬菜和养殖为主，人均年收入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30万元。L村作为水利工程移民村，1996年开始移民搬迁工程后由现在乡镇管辖，属于水利工程移民工程村里的利益资源密集村。表现在：自1996年整村移民到平原地区以后，J市移民局给予L村居民建房物料款、移民生活安置资金等移民搬迁资金和村庄企业发展资金等各项补助专项资金，到2005年L村应有各项到账资金800万元左右。

调研发现，因遭受村庄恶性派系斗争影响，L村的集体资产与上级财政拨款等项目下乡和资源下乡行为，并没有真正惠及农民，反而使得村庄治理关系愈加复杂。村干部几年一次轮番竞争上台，各派系之间斗争剧烈，利益争夺和公共资源私人化侵占严重，村级集体经济负债累累。据了解，2011年新一届党支部上任之前，村干部贪墨资金800万元，村党支部负债资金120万元1。由于各个派系之间的争“气”夺“利”，改革开放以后该村曾有15年没有发展一名党员。并且，因村党支部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导致村民上访不断，有基于派系斗争而产生的农民“牟利型”上访，也有基于村集体侵占村民权益而产生的农民“维权式”上访，其中包括了个人上访和群体性上访等。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该村党支部书记主要是魏达、何有德、耿智彬、耿雄、魏岩（本文所有人名均作化名处理）五人的继替。其中，魏岩是魏达的孙子，何有德是魏达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1982年魏达退休以后，何有德接任村支书。以何有德为代表的派系和耿雄为代表的派系之间斗争激烈2，3年之内贪污了110多万移民款项以及40多万的村内账上的现金，最终被耿雄带着的一帮村民告到市信访局从而被迫下台3。耿雄上台以后多批宅基地，从中收受贿赂，其负责的村集体产业经营不善，负债累累。最后他也受何有德带领村民群体性上访影响而下台。

总体而言，L村2011年以前村庄内部政治呈现分裂式发展。像L村这类北方分裂型村庄治理困境，并不能适应国家“赋权”与“赋能”于乡村治理与建设的时代趋势。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新时代，分裂型村庄治理何以有效的研究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其紧迫性源于有效治理是实现乡村各项建设行动的必要保障条件，没有村庄治理的有效，就不能科学地转化和吸纳越来越多的国家项目资源，就会形成基层治理内卷化。其重要性就在于这样的现实治理境况与党中央要求的乡村治理目标有较大差距，随着各项治理任务不断下沉基层，党中央已经提出了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4的社会治理格局。

三、“赋智”与超越：村党支部治理思维与能力的转变机制

L村党支部被体制内自上而下地“赋智”，构建了超越村庄派系政治、转而发挥村庄资源优势组建“铁姑娘队”的治理思维，是L村治理有效的开始。换言之，乡镇党委以选拔大学生村官等“赋智”方式锻炼村干部带头人，使其具有超越原来村庄派系政治困局的治理思路。该带头人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以后，通过“取信于民、重塑村干部形象”的做法，夯实党支部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力。2018年，L村党支部抓住省妇联项目下乡契机，组建“铁姑娘队”探索以项目促进有效治理的新阶段。

第一阶段，L村出生的大学生魏岩，其关于“老大难”村庄的治理思路及才干，被乡镇党委借由大学生村官制度、担任贫困村副支书、镇副科级干部等方式锻炼了出来。

魏岩本人于2005年考取了大学生村官，当时在L村竞争村支书票选第一名。但是乡镇党委考虑到魏岩当时才24岁，缺乏基层工作经历，不适合做这样一个“老大难”村庄的支书，将其调至某贫困村任副支书直到2009年。贫困村的4年任职经历，给魏岩积累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工作经验。2009年魏岩被调任L村所在乡镇的农业服务中心工作。2011年L村换届时，该村村民民心所向地选举魏岩为新任支书，这和乡镇领导干部希望有效解决该村治理难题的思路一拍即合，最终，集大学生学历、贫困村工作经验、乡镇副科资质之“高智”于一体的魏岩，当选为L村党支部书记。

魏岩这样的基层干部成长经历，证明了党政体制资源自上而下地“赋智”于村干部群体的效果。在人事制度设置上以有经验、懂政治、识时势的大学生村官来当村支书，使L村新一届领导既不会蝇营于村庄治理资源的恶性竞争，也不会狗苟于旧式经济产业大投资的问题怪圈，而是做好长期准备，借力于激活有利于村庄长远利益的基础资源、从“取信于民”的根本上构建党支部领导的组织体系，以超越于事实上的村庄派系恶性竞争政治。

第二阶段，2011年当选村支书的魏岩及其团队用长达7年的时间展开各项工作，取信于民，重塑村干部形象，慢慢“填平”了派系争斗的治理“洼坑”，稳固了村庄走向良性治理的党建组织保障。

L村在被“赋智”的青年带头人魏岩带领下，多年来致力于解决党支部软弱涣散的问题和村容村貌较差等公共服务问题。面对上任耿雄留下的村党支部120多万债务以及“村民上访抱着领导大腿不让走”（访谈记录20210824WY）等困境，魏岩及其团队的共识是，要对村里长期的派系斗争进行政治整合，增强村民对村领导班子的认同感，提升村庄凝聚力和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感。从2011年起，L村新任领导班子实行一人轮值一天的坐班制，专为解决村民矛盾和村庄各种事务；建立村庄财务公开制度和用人制度，以制度做事，以制度管人；村里出资购买复印机，免费为村民复印资料，这一服务延续至今；召集全村大学生组建“智囊团”，定期不定期地开会收集村庄发展意见，也让大学生们向家人传达党的政策要求，提高村民认识。村两委班子成员把上访户当做自己的孩子：“自己孩子素质不好，是自己没有教导好，没有领导好”（访谈记录20210824WY），魏岩本人也亲自去上访户家里做工作，有时还自掏腰包垫钱解决问题。此外，在村庄公共事务上，魏岩率领村两委班子成员，积极开展新的软性公共服务建设，例如清理村庄垃圾、拆除违规乱建等，争取上级奖补资金以弥补村级欠债和集体经济亏空。至2014年，L村在原垃圾场上建成村党支部办公大楼、党群服务中心大楼，并修建了出村公路。

L村党支部在党建方面的持久努力及其成效，取得了村民的信任，也获得了上级党委的认可。村里人谈到，“魏岩上台以后把村里各方面的事情都办得很好，所以一开大会，他在台上说话，下面不会不耐烦。以前耿雄、何有德在村委开会的时候，大家总是会在下面说小话，但是对魏岩不会这样，都很服气他”（访谈记录20200710LXD）。L村在2015年获得了全市党建示范村。

第三阶段，借着2018年省妇联项目下乡的契机，L村党支部进入了治村转型新阶段，从动员在村妇女组建“铁姑娘队”开始，探索上下结合的项目治理新思路。

L村是水利工程移民村，J市移民局每年都会有专款项目投放，其前提条件是村庄有一些能够得到移民局肯定的发展亮点，使项目投放能够产生良好预期。那么，如何进行村庄发展亮点的打造呢？“要想获得领导注意，关键是学会抓亮点，符合政策风向。先获得一些小项目资金，然后再以小带大”；村庄“不必一下子就获得很多大项目，但是可以先搞好一个项目，然后一连二、二连三、三连四慢慢就能申请到很多项目了”（访谈记录20200706YT）。村委成员的这些话一定程度上代表着L村干部对于争取上级项目资金的认知。

为了使L村工作获得上级领导的关注和肯定，也以之提升村庄知名度，村党支部将目光投向从组织妇女着手打造村庄建设亮点的领域。近些年来，L村的中老年妇女是村庄生活主力，她们中的80%全天候在村照顾老人和小孩，做饭做家务；部分年轻女性由于生育和抚养幼儿等原因也选择在村生活。2018年，河南省妇联开展“四组一队”5工作。村支书魏岩想借此机会以“有为集体”[16]身份，通过将妇女等处于村庄治理边缘地位的治理资源进行充分调动和挖掘，以她们为主体打造美丽庭院、美丽乡村。其治理智慧在于从人的振兴入手——振兴在村妇女，将其作为重要治理资源加以激活和使用，这既不同于L村以前的权力派系斗争下难以开展的妇女工作，也不同于其他村庄普遍的单一化行政传达的妇女工作。

L村对省妇联妇女发展项目极其重视。魏岩不但亲自带着村干部于2018年7月对全村妇女做了连续多天的动员工作，而且对此项目精心设计，赋之以“铁姑娘”称号着重打造。此称号可以追溯到集体化时期的上世纪60年代，当时该村妇女通过组织化在“引沁济蟒”水利工程建设中有突出贡献，被J县县委授予“铁姑娘”称号。如今村党支部重新赋予其“铁姑娘”称号，期望当代女性能够在村庄事务上积极参与、发挥作用。

四、“赋权”“赋能”于“铁姑娘队”：妇女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机制

L村党支部借着省妇联“四组一队”的妇女人力资源开发型项目，以“铁姑娘队”为自组织载体，对村庄留守妇女进行有效“赋权”“赋能”，使其在环境治理等软性公共服务领域发挥内生的治理效用。这是L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组织化机制作用。

2018年7月，村党支部要求各小组长一家一户地走访动员，从在家妇女中推选出有威望、有德行、能力出众的妇女，通过小组长推举、评议、列出名单，经村委会决议通过、村党支部审批，产生了王小艳6等9名妇女（每组一名）组成“铁姑娘队”。“铁姑娘队”成立后，王小艳等骨干们意识到需要更多妇女参与进来。于是，她们与各小组长一起在小组内部启动“熟人评议推选”活动，滚雪球式地逐步将“铁姑娘队”扩大到如今的120人，年龄跨度在30—60岁之间。村妇联主任李小红对“铁姑娘队”的组建和成长壮大是乐见其成的，她谈道：“希望村里妇女人人都是‘铁姑娘’，人人都是表率”（访谈记录20200707）。

（一）村党支部“赋权”：为妇女组织化参与提供行政合法性

“铁姑娘队”组建之后，村集体不再直接面对原本一盘散沙的妇女个体，而是赋权于“铁姑娘队”这个自组织的公共身份和公共权力，为其有效参与村庄治理提供正式的行政合法性，指导、鼓励此妇女组织结合上级任务和本村实际，积极开展家庭环境卫生、家风文明建设等工作。其赋权行为的表现有：

其一，由村党支部组织召开“铁姑娘队”动员组建大会，调动妇女的当家作主意识，为“铁姑娘队”的工作任务定了性。村里先是召开妇女动员大会进行动员，每家出一名妇女代表参会，到会的即可发护手霜、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妇联主任李小红说：“不讲任务，只谈心，先让妇女们说咱们村中不中，引导她们说该怎么弄才能更美”（访谈记录202108015LXH），以让妇女主动发言的开场使妇女们意识到这是自己自由发表言论、为村庄发展建言献策的场域，进而引导妇女与其他村庄对比，向妇女们勾勒未来村庄建设美好蓝图的方式，让她们意识到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积极参与“铁姑娘队”，可以使自己的小微行动为个人、家庭以及村庄带来巨大回报。这种动员组建大会一开始开了三场，因为又提气又实惠，每次参与妇女的人数都达100人以上，调动了在村妇女报名参加“铁姑娘队”的积极性，也为“铁姑娘队”的工作性质——当家作主的妇女自组织，以及工作任务——家庭文明和环境整治等定下了基调。

其二，村党支部支持和鼓励“铁姑娘队”出面组织开展家庭环境卫生和家风文明建设，给“铁姑娘队”自主发挥其村庄软性公共服务的作用空间。在村党支部的赋权下，“铁姑娘队”活动取得了合法性、物质支持和精神鼓励，于是，王小艳等骨干力量设想和开展了很多评比活动。比如，设计一系列标准和规则来举行“好媳妇”“好婆婆”“五美庭院”等荣誉家庭奖项的评选工作，将原本是私人生活领域的卫生问题、孝顺老人和邻里和睦等家庭道德问题等操作成为可以被公开评议和正式评选的公共事务；在评选打分环节，按照百分制的方式，由9个小组的小组长和“铁姑娘”代表一起进行打分，提高了打分的群众参与感和整体公平性；代表村里对获得“孝善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荣誉称号的家庭专门制作一份荣誉证书，给庭院卫生达到标准的农户制作“五美庭院”的牌子挂在外墙上，并向获奖者发放米、面、油、脸盆、洗衣粉、香皂、毛巾之类的物品。再比如，发动广大妇女参与孝善评比等荣誉家庭的评选和讨论，决定当选年度“孝善家庭”等称号、推荐表彰大会时上台发言人选。“铁姑娘队”的工作方式充分发挥了民间的智慧。比如，在三八妇女节、九九重阳节进行大会表彰时被选上的人要上台发言，具体介绍自己在家里面是如何表现的，自己平时如何和村民相处的。“铁姑娘”在评选上台人选时，第一次专门选那些表现突出的人上台演讲，等到下一次评选时会刻意选那些表现相对较差的人上台发言。王小艳说：“不是为了让这些人在全村人面前丢人，而是为了让他们自己通过亲身参与和台上展演，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访谈记录20200710WXY）。村妇联李主任说：“荣誉评选并不是真的在乎谁到底有没有达到那个道德标准，这个活动既是要树立正面典范，也是反制那些表现不好的妇女，让做得不好的上台发言，臊一臊她们。当这些做得不够好的人上台发言的时候，自己没话说，就会从内心里反省自己，这样的效果反而比别人批评教育还要好”（访谈记录20200709）。

如上，村党支部主导下的赋权于“铁姑娘队”的建设活动，为动员妇女参与村庄治理，从而充分发挥妇女组织的公共参与能力和参与动力探索出了可供借鉴的实践路径。本来，女性的家务劳动与村庄文化治理和卫生环境之间就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妇女本身就具有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合法性与文化合法性基础，经由村党支部赋权于“铁姑娘队”的行政合法性之后，将一些原本家庭私人领域的事务变成在公共领域可以谈论和辩论的事务，实现了私人事务向公共事务的转换。其结果是，村党支部为妇女走出私人领域，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探索出了多样化、低成本、高成效的现实经验。

（二）村党支部“赋能”：激活内生性舆论与创新组织规则

村党支部为“铁姑娘队”赋能，主要表现就是在已“赋权”的前提下，让“铁姑娘队”作为自组织去组织妇女，充分发挥妇女在环境整治和家庭文明建设等事情中的智慧和能量，去参与、评议全村妇女的家庭行为和社区表现。“赋能”的效果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铁姑娘队”组织妇女搞活动并加以表彰，成为妇女在村庄社会中争取自身地位、价值与面子的好平台，提升了她们的生活质量、激发自身能量。

村党支部以妇女自组织“铁姑娘队”为载体，举办评比“五美庭院”“孝善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活动，开展表彰会，邀请J市相关领导、乡镇党委书记为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奖，这对于长期生活在村庄社会中的妇女而言，拥有了获得熟人地位承认和积极评价的好机会，发挥了对熟人社会的既有秩序的再次确认和赋能的作用。首先是对中老年群体的地位承认。通过“铁姑娘队”的积极活动，给在搞卫生做后勤等家务劳动中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一些优秀中老年妇女赋予了“好婆婆”“五美庭院”等荣誉，在村民们看来是得到了“体制内的认可”，在起到正面引导作用的同时，也使得“婆婆”在村庄社会和家庭之中的大量的隐性付出走向了显性付出，劳动的价值和地位的重要性得到了承认，获取了极大的心理能量和安慰。其次，这是提高青年媳妇的村里地位和邻里评价的好平台。小组里面的部分女性，尤其是接受能力强、卫生习惯较好的年轻媳妇们作为关键群体，影响带动自家人和邻里改变原有卫生习惯，形成了勤打扫、关注门前屋后卫生、不乱堆乱放等好习惯。若因此还获得了村两委以及上级领导的肯定，就不仅为她们提供了接触党政资源的机会，也获得了在村庄社会中实现自己社会性价值的更高的平台。并且村社是村民生活和生产的重要场域，因而也是面子竞争的重要场域。嫁到本村的女性，不同于关系角色相对确定的本村男性，她们成为小组里的关键群体，获得较高的社区评价和肯定甚至表彰，是其情感性、价值性获得感的重要来源，是需要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而实现的。“铁姑娘队”给了媳妇们一个通过行动实现自己村庄地位和价值的好平台。

其二，妇女通过自组织活动，参与利用了正式的制度资源，在行动中再创造出新的资源和组织规则。

“铁姑娘队”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将其中的重要一环——荣誉评比放在组集体一级进行，使得原本是“说东道西”“家长里短”的妇女私下窃窃的讨论变成了可以正式进行、体制认可的正规讨论。有妇女提出“为什么我家的儿媳妇就不能是好儿媳，我觉得她也挺好的”，这其实是妇女对公共参与的一次认同，也是为自己家庭参与公共活动的一份希望表达。还有位妇女抱怨“为什么好事都让别人占了”，另一位得奖的妇女听到以后当场回击道“我得的是公家的奖，又不是沾你的光”。由此可见，在这些妇女们一来一回的争执议、讨论中，村党支部的工作事项成为被村民积极争取的资源，进而通过竞争反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动，甚至为自己的行动立言。农村妇女作为村庄社会中的重要群体，她们是村庄舆论和村庄公共议题讨论、传播的重要人群，“村里很多事情男的碍于脸面不会多说什么，但是女的就不一样，爱说闲话，不好管”（访谈记录202108015YT）。包括2011年之前L村派系斗争领头人何有德、耿雄的儿媳妇，她们也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积极正面的作用。可见，妇女的“爱说闲话，不好管”的特点，在“铁姑娘队”的自组织引导和激发下，成了有能量、有活力，促进村庄内生良性治理效果的动力。

五、项目信任的连带效应与村庄善治路径的形成

“铁姑娘队”建设中的村级治理能力经验及其项目信任的连带效应，使分裂型L村走上了从普惠性公共服务建设到硬性基础设施建设再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善治轨道。其连带效应全过程如下：

首先，村集体通过“铁姑娘队”的建设，获得了有效的村级治理经验，实现了从治理资源到治理能力的转化。“铁姑娘队”组织的发起与建设，并没有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在长期实践中真正发挥了乡村基层留守妇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把平时被忽视被闲置的妇女资源组织起来，将村党支部的治理工作下沉至小巷小道等微观治理单元中，让妇女们作为环境整治和家庭文明建设的落实主体，并进行相互评议和常规性的监督管理。这对于缓解家庭矛盾冲突、增强村社内部的公共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卫生状况等多方面具有低成本、高成效的正面影响。从“铁姑娘队”建设这件事上，村党支部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增强了服务于民、得力于民、实惠于民的村治能力和经验。

其次，省、市妇联作为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对该村“铁姑娘队”项目的肯定、奖励和宣传，意味着建立了党政体制内项目进村的信任资本。L村“铁姑娘队”的突出事迹，经镇向市、市向省层层汇报，引起了河南省妇联、L村所在市的市妇联的认可和重视，各级妇联组织都对L村的“四组一队”工作进行大力宣传。2019年，L村“铁姑娘队”获得河南省妇联颁发的“四组一队”活动优秀奖，此奖项在J市仅此一名，这使L村及其“铁姑娘队”在J市党政体制内知名度一跃而升。省妇联项目在该村的成功开展和优秀绩效，增强了有着项目发包权的移民局等单位对国家项目资源在L村平稳落地、顺利验收的信心和预期，也使得地方党政系统内部对L村积累起了项目进村的信任资本。移民局等单位响应国家号召加大投入惠民工程项目，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条件具备了。

接下来，项目信任的连带效应出现，L村因项目持续进村而走上了善治轨道。2019年，移民局投资350万元给L村推进改厕运动、污水管网系统改造，同年投资30万修建太阳能路灯、投资27万修建篮球场。其中，污水管网改造、太阳能路灯以及篮球场都属于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不产生直接的村集体经济收益但是提升了村庄公共服务水平，并检验了该村庄承接上级项目实施工程的安全性和可行性，为之后政府投资350万建造L村商务楼铺垫了更多的信任资本。商务楼的建设项目是以村集体经济资产经营的方式出现的，建成运作后可以产生直接性的经济效益。项目之所以能够接续平稳落地，与村党支部领导下的两委班子在“铁姑娘队”项目过程中形成的治理经验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经验就是因被“赋智”而懂得“赋权”“赋能”于村民的治理经验。在如上项目执行过程中，村干部作为中间人和协调人，负责协调项目实施中出现的村民与工程方的纠纷问题，也积极回应村民的利益诉求，在工程方和村民之间回转斡旋。对于村庄内部的群众性事务，例如的老人赡养问题、婆媳纠纷等村干部也积极回应、调解。这些是村干部取信于民、树立领导班子形象的有力举措，有利于打好项目实施的群众基础，是村党支部扎根群众的有力证明。

总之，L村注重对既有的村庄群体——村干部和妇女资源的开发，从环境整治等软性公共服务领域入手，到发展硬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再走上发展村党支部领导的集体经济之路，积累了摆脱既有村庄治理困境走向善治的宝贵经验。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一个典型的分裂型村庄——豫北L村“铁姑娘队”的建设及关联现象为例，阐述了其村庄治理从“困境”到“善治”的经验过程，对其结论和讨论归结如下：

（一）结论

一是针对“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党政资源作用加强村党支部的领导力，从而使村庄超越于派系恶性竞争形成良性治理格局”的问题，L村是通过上级“赋智”于村干部、村干部再以取信于民的新作风获得群众基础、走向新治理阶段的方式来解决的。

二是针对“如何动员组织留守群体资源主要是占大多数的在村妇女力量，将其转化为真实有效的村社治理能力”的问题，一方面，村党支部的“赋权”体现在为妇女组织化提供行政合法性，通过调动妇女“当家作主”意识组建“铁姑娘队”，给予该组织开展家庭环境卫生和家风文明建设的作用空间；另一方面，其“赋能”体现在妇女们通过参与“铁姑娘队”的活动，激活了村民积极性，得以在村庄社会中提升了自身价值，提高了生活质量。

三是针对“是否可以借用项目成功下乡的契机，形成将原本分裂型村庄转化为团结型治理的可普及的路径经验”的问题，L村党支部通过以妇联项目打头的信任资本连带效应，使L村走上从软性公共服务到硬性基础设施建设再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善治轨道。

（二）进一步的讨论

以L村为例来探讨北方分裂型村庄的有效治理经验，对于达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目标而言，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性，表现在如下三点：

首先要着重考虑，如何为乡村干部群体“赋智”、促使其在提高综合素质的基础上增强基层工作能力，转变治理思路以适应项目资源下乡的新形势？如何积极探索出“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的激励机制和引导机制，使越来越多的类似于魏岩这样的乡村精英加入到基层治理的岗位中来。

其次乡村振兴除了村干部群体的人才振兴，还需重视乡村留守群体尤其是妇女群体的振兴。这种振兴不只是传播科技知识、市场知识，更主要的是“赋权”和“赋能”于她们，增强其“当家作主”的意识和行为。例如在农村“力治”[17]背景下，考虑对留守人群的“赋权”和“赋能”的空间、边界、内容、手段、条件等。

另外，关于项目下乡、项目连带下乡的可持续机制问题，L村的连带效应经验也需要考虑其长远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其中的路径依赖特点、上下结合机制特点、不同项目下乡特点等的规律把握及政策应对，均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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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此处数字来源由对现任村支书的访谈。

2（1）1982—1997年，何有德任村支书，工作强势，与搭班的第3任村主任耿雄不包容。1996—1997年移民时期，何有德负责山上搬迁工作，耿雄负责山下安置生活，此时两人所代表的两个派系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在1997年换届的时候，何有德与耿雄都争当村支书，同时想让对方退出村两委，两派相互倾轧。选举时由于双方票数均为过半，乡镇挑选了村内中间派耿智彬做村支书。耿智彬上台以后发展了耿雄、魏岩做党员。何有德寻借口到市委组织部上告时任村支书的耿智彬和发展对象耿雄。2002—2005年，何有德终于当上了村支书，3年之内贪污了110 多万移民款项，40多万的村内账上的现金，最终被耿雄带着一帮村民告到市信访局从而被迫下台。但是在党员内部，何派势力的人心里有气，不愿意让耿雄上台，所以耿雄也没能上台。何有德下台以后，按理2005年应该再次换届选举，但是镇里看耿智彬也无法处理好两派斗争，就让镇武装部的人代理村支书，直到2006年再次换届。2006年换届的时候，由于何的问题太大，乡镇最终还是让耿雄做书记，但是村主任一职空缺，因为何卸职心里有怨气，联合老党员和部分成员扰乱正常选举。（2020年7月在L村对耿智彬和时任村支书魏岩的访谈）

3（2）据耿智彬讲，对于何有德的种种问题，魏达由于推选何有德当村支书感到非常内疚，晚年的时候曾和耿智彬说自己当初看错了人。在整个村庄政治领袖中，魏达和耿智彬在任期间没有贪污行为，做事公正一直受到村民认可。但是党内选举时，普通村民难以斗争过村里固有的利益团体。

4（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5（1）河南省妇联为全面深化妇联改革，充分发挥村（社区）妇代会改建妇联会的改革创新作用，着力打通服务广大妇女“最后一公里”，强调全省积极开展“四组一队”（即发展组、权益组、宣教组、家风组和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工作模式。L村之前的基层党建中包括了宣教组、经济组、发展组、巾帼组四个党小组，之后加入“铁姑娘队”揉合组建了“四组一队”作为妇女活动上报省妇联。

6（1）王小艳今年45岁，23岁时嫁到本村，33岁时公公瘫痪在床，至今已经伺候公公12年多，喂饭洗身、亲力亲为。她被评为“铁姑娘”之后受到市委领导的表彰，让她倍感自豪，并积极思考如何更主动发挥模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