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农村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及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

作者：年猛  责任编辑：邵杰  信息来源：《当代经济管理》  发布时间：2023-07-03  浏览次数： 16617次

  【摘 要】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实践和探索，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文章介绍了20世纪以来美国、法国、西班牙、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重点地区代表性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总结了其经验特征，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有效实施提供借鉴和参考。文章认为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源，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是实现农业强、农民富的重要路径，构建“以城带乡”的城乡利益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而完善适度偏向农村的政策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保障。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乡村振兴

  为实现城乡发展平衡，加快农村地区发展，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此后我国政府开始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乡村振兴三阶段目标任务，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第一个推进全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年规划《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2018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牵头启动《中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相关立法程序，首次通过立法形式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019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明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强调并落实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开展农村工作的职责和任务，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加快推进。自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农业基础不稳固、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对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形成掣肘。为补缺乡村这个短板，“十四五”规划明确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推动乡村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相应地探索，并实践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为我国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国外主要代表性发达国家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从国民经济构成来看，尽管农业农村在发达国家的比重相对较低，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政治层面一直受到这些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例如：以规模化、现代化大农场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模式；通过生态化、深加工来显著提升农业价值的法国模式；以走创意观赏农业道路的西班牙模式；日本农村经济发展则是先后实施了“一村一品”专业生产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两种模式；与上述发达国家不同，韩国则是实施了农村地区全面发展模式，即推动了涵盖从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到特色产业培育的“新村运动”。

  (一)美国模式：规模化、现代化的大农场道路

  美国农业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基于人少地多的国情，走了一条规模化、现代化、以农场为农业经营主体的道路。[1]美国耕地面积约占其国土面积的1/5,农民占比约为1.8%,不仅养活了3亿多美国人，还成为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几乎各国进口粮食总量的一半都来自美国。[2]美国农场以家庭农场为绝对核心，2015年，家庭农场数量占美国全部农场比重达99%,农产品产量占比达89%。1

  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科技化的农场是“美式”农业发展模式的集中体现，由于大规模的农场具有生产成本低、投资回报率高、竞争力强等优点，美国农场平均规模一直呈扩大趋势。为强化农业的规模效应和专业化分工，美国农业部根据区域之间的光照、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差异，根据不同品种农作物生产条件需求，划分了玉米带、小麦区、棉花带、乳畜带、畜牧和农业灌溉区等产业区，并加强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资金投入、补贴、税收减免等形式，[3]支持农业科技研发、农业机械化应用以及智慧农业的发展。

  (二)法国模式：生态化、深加工的农业价值提升战略

  法国农业综合实力位居欧洲第一，在全球竞争力当中仅次于美国。法国农业发展模式可以高度概括为农业生态化和农产品深加工化两大特征。

  生态农业即在洁净的土地上， 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又称自然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农业等。[4]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整体农业生态化发展趋势带动下，法国开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5]法国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绿色生态标准体系、提供政府财政补贴以及开展相关技术培训等方式，将生态农业法律化、制度化、组织化，以不断强化生态农业的竞争优势。[6]目前，法国是高标准生态农业主要代表。除不断提高农业的生态标准，法国还通过促进工业与农业的融合来提高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水平，提高农业的效益。在法国居民日常饮食消费中，蔬菜、水果等初级农产品消费占比约为1/4,而精深加工食品则占据了3/4的比重。[7]

  (三)西班牙模式：一三产业融合的创意观赏农业

  西班牙因其自然条件优势，农产品成熟期早于欧洲中部地区大约1个月，在欧盟国家具有较强竞争力。西班牙是欧洲第三大产粮国、世界第一大橄榄油生产和出口国[8],果蔬出口约占欧盟内贸的30%[9],被誉为“欧洲果蔬园”。

  在以出口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已面临“天花板”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和发展农村，西班牙政府提出发展创意观赏农业，并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创意观赏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融合形成乡村旅游业。为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西班牙政府一方面加大对农村旅游相关基础设施的投入，另一方面将乡村旅游与传统文化、城市旅游等相结合，并加大宣传和推广的力度。目前，创意观赏农业已经成为西班牙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的产值也超过海滨旅游的产值。[10]

  (四)日本模式：从“一村一品” 到“六次产业”

  日本在战后重建初期，由于食物匮乏、百废待兴，农村居民生活曾短暂优越于城市，但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逐步繁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乡村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地区开始进入空心化、老龄化，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为提高农村地区活力、发展乡村经济，各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寻求各种努力。1979年，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基于对大山町和其他地区乡村发展的观察和经验总结，提出“通过在各市町村培育各自的特色产品，实现地方的活性化” ,[11]即“一村一品”运动。2

  为推进“一村一品”运动，大分县首先进行实地考察，帮助村民挖掘本地特色优势产业，达到条件的町则通过设立专项的资金、政策以及相应的技术指导机构进行扶持，最后大分县还通过开展“一村一品”市场推广活动和“一村一品”奖励活动来加强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并对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进行奖励。1983年，通产省号召全国都、道、府、县学习大分县乡村发展经验。“一村一品”运动在本国得到成功推广后，2006年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一村一品”国际援助计划，旨在向发展中国家开展发展理念、技术等援助。

  尽管“一村一品”运动在日本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在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及最终消费的整个产业链环节中，农民所获得的收益仍仅占很小部分。3针对上述现象，1996年日本农业经济学家今村奈良臣提出“农业六次产业论”,即将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流通消费等相关产业链环节相结合，以达到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12] 2000年以后，今村奈良臣的“农业六次产业论”开始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并于2008年出台《农工商联合促进法》、2010 年制定《六次产业化法》以及2011年实施《开拓未来创造六次产业合对策》等来推动日本农业与工业、服务业融合发展。

  (五)韩国模式：全面发展的“新村运动”

  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民占全国人口比重70%左右且以小农耕种为主，农业落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村贫困问题严重。[13]为把传统落后的乡村变成现代进步的希望之乡，韩国政府于1970年4月开始实施以“勤奋、自助、合作”为宗旨的乡村建设运动，即“新村运动”。[14]

  “新村运动”前期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来改善农村环境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中期以提高农民收入为主，实施农民增收计划，帮助农民科学种田以及发展养殖业；到后期阶段，政府以出台配套政策支持新乡村运动为主，逐步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的力度，提倡发扬和传承奋斗的新村精神，促使农村地区走上内生增长的道路。[15]经过30多年的努力，至2004年，韩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0.94,农业人口比重由30%下降至7%,农村地区在住房条件、生态环境、生活设施、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改变。[16]

  二、国内农村经济发展主要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大开放的环境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也涌现出一些特色的发展模式。如以工扩商、工商并重的温州模式，以乡镇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外商投资为主的珠江模式，而与上述三个以农村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模式不同，山东涌现出的诸城、寿光和潍坊模式都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主要特点。

  (一)温州模式：“以工扩商、工商并重”

  温州模式是以工商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化发展方式，即“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市场建设为纽带，以购销员队伍为骨干，以小城镇为依托，以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为特色”,[17]同时衍生出“离乡”和“不离乡”两种创业方式。“离乡”创业，以温州人为先驱的遍布全国的“浙江村”为标志；而“不离乡”创业则以家庭工厂为主要标志，凸显了温州人“离土又离乡”的创业精神。[18]

  总体来看，温州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两大特征：一是农村产业以工商业为主，小商品制造及其交易市场较为发达；二是政府干预较少、市场化程度较高，从而产生发达的民营经济且在国民经济所有制构成中占有绝对优势。

  (二)苏南模式：“集体所有制下的乡镇企业”

  苏南模式是指江苏南部一些地区4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方式，最先由费孝通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 ,[19]通常被认为是中国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和典型代表。[20]

  与温州模式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非农产业化发展不同，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导，可以概括为“三为主、两协调、一共同”。其中，“三为主”,即所有制构成以集体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以乡镇工业为主、经济运行机制以市场调节为主；“两协调”,即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一共同”,即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同时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走逐步实现区域内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江阴华西村通常被认为是苏南模式在农村发展取得成功的首要代表。

  (三)珠江模式：“外资带动农村工业化”

  “珠江模式”是中国乡村地区利用外资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典型代表。“珠江模式”涵盖广东省珠江流域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的14个市县，也称珠江三角洲地带(简称“珠三角”)。珠三角区域的农村地区依托改革开放政策先行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率先引进港澳、华侨等外来资本和技术，充分利用劳动、土地等要素“红利”,发展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外向型乡镇企业 ,[21]加快了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总体来看，有效利用外资和中国中央政府给予的先行开放政策是“珠江模式”形成的主要推动力。[22]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具有家庭手工业及发达商业氛围的历史传统，以及“苏南模式”形成具备充分利用上海这个大城市工业及技术扩散的条件不同，“珠江模式”的乡村工业化进程更多地建立在与中国香港地区的密切联系上，并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在全球贸易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寻找到了自身发展的机遇。

  (四)山东经验：“农业产业化”

  山东农业在中国地位举足轻重，素有“全国农业看山东”。与温州、苏南、珠江农村发展以产业“非农化”为主要特征的模式不同，山东农村发展以农业为根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积累了大量以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富裕、农村发展的经验，如“贸工农一体化”的诸城模式、“农产品标准化”的寿光模式以及“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潍坊模式，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农业农村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1. 诸城模式：“贸工农一体化”

  “诸城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全国率先通过推动“贸工农一体化”,来解决农产品在生产、加工与流通等环节中脱节的问题，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诸城模式”形成于1987—1992年期间，为解决农民盲目生产、农产品买卖困难、企业生产加工波动较大等问题，诸城市委、市政府及其相关管理部门，综合运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从宏观层面对农产品生产、加工与流动环节进行统筹协调。[23]一方面，推动农产品加工与经营企业深入农村，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鼓励企业与农户签订长期合同。另一方面，政府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商贸服务等部门服务农业农村发展。概括来讲，“诸城模式”是政府有效推动下形成的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

  2. 寿光模式：“农产品标准化”

  “寿光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将蔬菜行业进行产业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同时不断引进先进技术、新品种和开拓新市场，不断强化寿光在蔬菜行业的品牌优势和主导地位。

  “寿光模式”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民逐渐获得了一定的种植自主权。寿光本地农户为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开始根据市场经济导向将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向以果蔬等经济作物为主。[24]同时，寿光当地政府为解决农民蔬菜销路问题，开始建设蔬菜批发市场，加快推动了寿光蔬菜产业的规模扩张和品牌推广。1985年，寿光被确定为国家蔬菜、果品等综合基地县。此后，寿光通过不断引进先进技术、新品种、设施蔬菜种植以及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园区等方式，来进一步奠定“中国蔬菜之乡”的地位。

  3. 潍坊模式：“打通最后一公里”

  “潍坊模式”是潍坊市委市政府在学习以及考察国内外农业农村发展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基于自身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特征，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为核心，将分散化的农户经营与大规模的农产品市场相联系，打通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潍坊模式”形成的出发点在于解决农户分散化经营与农产品市场衔接不畅，即农产品分散化供给与市场大规模需求之间的矛盾。为解决上述矛盾，潍坊市依靠深化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创新农业生产组织方式，通过优化区域布局、确立主导产业，形成了以龙头企业带动为核心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

  三、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通过总结国内外主要国家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认为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源，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是实现农业强、农民富的重要路径，构建“以城带乡”的城乡利益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完善适度偏向农村的政策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保障。

  (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源

  综合本文前述部分对国外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国内重点区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总结来看，都将培育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产业作为支撑乡村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区域只有形成具有本土比较优势且在与其他经济体竞争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才能为该经济体持续注入内生增长动力。因此，无论是推动农村地区还是城市地区经济发展，培育优势产业都是政府部门的施策重点。

  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重点来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共同富裕”的总要求，也将产业兴旺凸显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点。

  (二)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是实现农业强、农民富的重要路径

  从当前我国农村地区产业构成的基本情况来看，农业依然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提升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从农业安全的角度来看，粮食安全始终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性地位仍牢不可破。[25]根据前述国内外农业发展经验来看，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是实现农业强、农民富的重要路径。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可以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根据现有学者的研究，产业融合会促进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的形成，[26]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可以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益，[27]从而显著提升农业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二是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现代农业领域的竞争焦点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但是与城市相比，由于长期以来实施的“城市偏向”政策，我国政府对农业农村领域的科技投入较少，[28]直接制约着农业竞争力和价值水平的提升。因此，为有效实现农业产业兴旺和价值链提升，应加强对农业农村的科技创新投入，加强先进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补贴力度。

  三是推进农业品牌化发展。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品种等要求也在逐步提升，从需求端来迫使农业生产者通过品牌化来固化自身产品的高品质形象。另一方面，推进农业品牌化发展会对农产品本省产生溢价效应，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也有助于稳定消费群体的培育，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收入和生产积极性。

  四是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由于化肥、农业等过量使用，我国农业污染形式十分严峻，造成土地退化、水体污染等严重影响生态环境质量，[29]不仅制约农业自身可持续发展，也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威胁，已经引起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不仅成为全社会共识，也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

  (三)构建“以城带乡”的城乡利益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城市集聚大量的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与这些生产要素相对匮乏的农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城市也是农产品销售的主要市场。因此，无论是从生产要素的供给端，还是农产品销售的需求端，城市都是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何充分利用城市资源、实现“以城带乡”就成为乡村振兴的基础。从当前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现状来看，实现“以城带乡”关键在于推进城乡制度一体化建设、构建城乡利益共同体。

  一是建立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实现劳动力双向流动、土地市场一体化和金融市场普惠化。首先，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方面，应以同工同酬为根本，从法律上维护农民工群体的权益，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同时吸引城市优秀人才支援农村建设，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双向流动。其次，在城乡土地市场建设方面，应以实现“同地同权同价”为基本方向，[30]率先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逐步探索农村宅基地市场化改革方案，全面盘活农村土地市场。最后，在城乡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应坚持“普惠共享”的原则，推动城市金融机构向农村地区延伸，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二是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还原其人口登记功能。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应以还原其人口登记功能为根本方向，[31]将居民的户籍身份与其基本公共福利权益相脱钩。另一方面，基于对改革成本加大、既得利益团体反对等现实的考虑，应继续采取当前分类、渐进式推进的思路，同时完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农业转移人口四方共同分担的机制。

  三是打破城乡分治局面，统筹城乡一体化治理。推进城乡治理一体化可以纠正城市偏向的政策体系，[32]从而达到促进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目的。统筹城乡一体化治理，一方面，应提升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避免乡村治理出现“真空”。另一方面，以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为突破口来打破当前城乡分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平等城乡居民的话语权和基本权益。

  (四)完善适度偏向农村的政策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保障

  我国城乡二元制度的形成以及发展差距较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经济发展为中心等战略的需要而长期实施的城市偏向政策所导致。为振兴乡村经济、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从政府施策角度来说，首先是要扭转当前城市偏向政策局面，并在城乡发展平衡之前，实施农村偏向型政策。从2019年中央政府在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以来，农村偏向政策体系已经逐步建立。从目前我国“三农”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领域来完善适度偏向农村的政策体系。

  一是加快补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远景目标，至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而在全国层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短板就在农村地区。因此，当前的政策重点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力度，在制度和标准方面加快实现城乡统一。

  二是显著提升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一方面，以集约为导向，率先推动污水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布局在中心镇和城郊村，提高市政设施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在完善乡村地区水、电等基本基础设施配置的同时，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切入点加快布局一批新基建项目。

  三是加大政策保障稀缺要素下乡的扶持力度。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展来看，“一懂两爱”的乡村人才、长期根植于乡村的社会资本、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是制约乡村振兴的主要稀缺要素。为有效吸引这些生产要素参与乡村建设，应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力度，同时推进农村地区土地等资源的市场化改革，使之适应人才及社会资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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