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

作者：程同顺 李　畅  责任编辑：于佳佳  信息来源：《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9-07-01  浏览次数： 3046次

【摘　要】在全球话语体系格局中，当前我国比较政治学界整体处于“失语”状态。新时代的战略安排要求中国政治学界既要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又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举措提供智力支持，即需要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上世纪美、苏两国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对我国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现实教益。建构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既需要政治学者大胆扬弃西方已有的理论成果，提升话语体系中理论品位，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各群体进行大量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实践，为建构话语体系打下现实基础。

【关键词】话语体系；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6年5月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比较方法是比较政治学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研究手段，比较政治正是与本国政治在相对应意义上的存在，为了更好地说明某个国家政治的具体特点，把该国与一些大家相对熟悉的国家进行比较。^[2]“比较”或隐或显要在两个或多个国家间进行，这一方法又体现了理念传播的工具价值。基于此，中国政治学者在推进比较政治研究工作的同时，同样要重视构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

一、党的十九大的战略安排对中国比较政治学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是，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对比较政治学产生了更加强烈的需要。

从国内层面来讲，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其中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除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外，还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尽管全球尚不存在统一的现代化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表现在其政治领域就是基本完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比较政治学研究可以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针对性的贡献，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当前我国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有不少论述，其研究重心多集中在现代国家治理的主体、客体、方式、标准等方面。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同样对这一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其工作重心更侧重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先进国家在国家治理体系构建或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某一具体方面进行比较并提炼出能够洋为中用的先进经验。以往我国知识界过多地渲染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悠久传承和特殊气质，这实际上造成了一种理论困境，即中国与其他国家（无论先进还是落后）除了物质文明外，在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层面的比较，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其本质是一种拒绝与世界对话的文化自闭主义。当代中国在与各个国家的交往中获益匪浅，并已成为引领全球化进程的先锋，应具备海纳百川胸怀和择善从之的智慧，因此用比较的眼光观察世界，从环球的站位审视中国，确有其必要。当前，我国已有不少学术成果介绍并总结了海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得失，但这部分工作尚有更加深化和细化的空间，我国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方面将大有作为。

从国际方面来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也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而且要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我们还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要实现国家发展的这些对外目标，就必须加强比较政治学研究，理解和熟悉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中的各个国家，研究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既要做到有所侧重，又要统筹兼顾，又不能厚此薄彼，嫌贫爱富。比较政治学，特别是国别（地区）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和对外政策制定的基础，如果对需要研究目标国家的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等方面不甚了了，那我们就无从知晓其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更无法知道其国家核心利益所在及外交政策底线。冲突与战争虽非国际政治之常态，因动机误判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却是人类社会难以承受之重。因此，要想避免对某个国家外交政策认知的错误或失败，就必须对其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做足功课。所以，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术研究的理论层面，还是防止在制定对外政策失误的现实层面，比较政治学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与基础。随着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实力全方位提升，我国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的国家利益早已越出国境投射向全球各地。截至2018年8月，我国已经与全球195个国家中的178个建立了外交关系，相信未来这一数字仍将持续增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与全球各个国家政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构建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此宏大的理想愿景与深厚的人文关怀要落到实处无疑需要当代中国各阶层群体拥有目及寰球的开阔视野，需要对各个国家有准确清晰的认知，这是新时代对中国比较政治学提出的更高更具体的历史要求。

二、建构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域外镜鉴

从系统-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在发挥思想交流作用的同时无可避免地体现着某一具体国家的意识形态。爆发于20世纪的美苏间意识形态冲突已成绝响，但运用发展视角来重新审视作为意识形态重要载体之一的学术话语体系，特别是承担政治传播功能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可以尝试探究这一深度关涉现实政治的话语体系多大程度影响了最后结果的形成。基于当今中国现实政治立场考量，尝试运用比较方法考察美苏之间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其结果将对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提供现实镜鉴意义。

（一）美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成功经验

现代西方政治学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界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其学术特质具有架构宏大、内容细致、思路开阔、结构合理、设计新颖等特点。在其他国家依旧反复从经典古籍汲取智慧的时候，更具创新意识的美国学者已经尝试运用更多元的视角考察本国及外国的政治生活，并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果实。美国在现代政治学领域的成就吸引了全球众多优秀学子前来求学深造，并将带有浓厚美利坚色彩的现代政治理念传播到全球各地。不同文明中的各国政府通常会选择符合自身传统历史、文化、经济条件的社会运行模式，但在面对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以及已具备现代政治观念的人民大众时却发现，起源于美利坚新大陆的现代政治观念总是将其置于“挑战-应激”的冲突模式之中。为什么形塑于美国的政治话语体系能够对当代全球各地的政治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我们尝试在美国政治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美国建国后，虽然已从政治上摆脱了与英国的从属关系，思想文化上仍服膺于欧洲国家，知识体系几乎是欧洲国家的复版，其时美东新英格兰地区的富家子弟多负笈求学于英伦三岛，美国绝大多知识精英都曾有赴德国学习研究的经历，这都可视作例证。美国建国后百年间，法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积极探索钻研了诸多政治议题，但却并未将其视作一个独立完整的领域开展专业研究，研究方法论也更多体现为传统的历史分析或逻辑归纳演绎。这一状况直到1880年才得以改变，美国学者J·W·柏吉斯（John W.Burgess）倡导成立了全美首家政治学专业研究机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自此，美国开始积极培养政治学研究人员并进行具有学科意义的专门研究，这一节点被后世学者视作现代政治学学科的开端。尽管美国独立后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但新大陆上的移民在文化上无法割裂与英伦及欧陆故土之间的历史联系。美国的思想精英们思考在北美新大陆建设“山巅之城”（City up on a hill）时如何扬长弃短，就必然要将目光投向大西洋另一端，以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相近的西欧各国的政治体制为参照系进行跨国比较，比较方法的应用当时既符合其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又体现了学术创新，作为现代西方政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比较政治学便应运而生。

初创时期的美国比较政治学仍依循较为传统的研究方法，其研究重点则是比较分析西欧各国的宪法制度及其法律。美国人常常自允其所在的国度为“上帝的应许之地”，但其时这种优越感尚未发展成阻碍其向外借鉴和学习的不利因素，更具体些讲，当时美国政治学者对德国的政治模式颇有青睐。正如伊多·奥伦（Ido Oren）的研究所展示的，“19世纪晚期的（美国）政治学者抱持一种混合着妥协主义与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既至高无上却又美中不足，且这一体制还需要向德国学习，后者能够指导美国政府更好地展现施政的技艺”。^[3]这一时期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呈现出欧美之间比较色彩鲜明，研究手法陈旧的特点。由于其时未有开创性理论出现，且盲目崇拜德国的理论偏好很快就与国际政治格局走向相违和，比较政治学的初创时期不久就成为历史，以国家间横向对比为方法的比较政治学科被美国及全球各国的政治发展重新形塑。发生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以美苏为代表东西方阵营对抗的冷战格局推动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大繁荣大发展，其影响最为深远的遗产便是建构起了一整套完备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这不仅是一套对美国及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的观念体系，更可被视作影响他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工具。伯吉斯、T·威尔逊（T·Wilson）等人倡导的研究主题与方法多样化以来，其后的C·梅里亚姆（C·E·Merriam）带领群星璀璨的“芝加哥学派”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政治学研究范式完成从哲学到科学的重大转向。

二战结束后，以计量性、系统性、科学性和整体性为特征的行为主义研究范式使美国政治学界气象为之一新。特别是美国学者将系统论、控制论等现代科学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全球近二百多个主权实体被无差别地视为内在构造完全相同的完整系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且文化背景各异的众多国家之间比较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在这一比较研究过程中，美国色彩的比较政治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他国的政治生活当中，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则如同可口可乐、麦当劳等时尚品牌一样在全球各地发挥着影响。这一时期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出现了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景象，促成这一发展态势的原因无外乎以下三点。一是两次世界大战及东西方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历史机遇，了解域外各国的政治态势，以及与美国自身进行比较是当时美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从业人员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跨国研究成为可能。不少杰出的比较政治学者都有涉及具体国际事务的工作经历，或曾在国外长期生活的经历。前者白鲁恂（Lucian Pye）、G·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H·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W·菲谢尔（Wesley Fishel）等为代表，后者则有贡献卓越的A·李普哈特（Arend Liphart）、J·林茨（Juan Linz），A·普泽沃斯基（Adam Przworski）等人；三是通讯及信息处理等技术的进步助推比较政治学科快速发展。20世纪中叶兴起的定量研究日益成为定性研究的有益补充，两者成为比较政治走向成熟的重要驱动力量。冷战结束至今，美国比较政治学不论是在研究规模、学术资源、人文环境，还是理论深度、政治影响等方面都可谓全球翘楚，相应构建出的话语体系也在高效运行中体现出了结构合理、内容充实等特性，将美国政治理想、价值、思维、标准源源不断地输往全球各地。

（二）苏联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缺失的教训

上文简述了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学者们在这一领域付出的巨大努力使得现代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被染上浓重的美利坚色彩实属必然。但我们需要回答的另一个疑惑是，在冷战中位于意识形态对抗另一端的苏联为何没有发展出一套带有自身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以及其对苏联政权产生了何种影响。探究未然之因果其难度远胜于探究已然之因果，但只有将成功案例的经验与失败案例的教训结合起来分析，研究者才能更自信接近了问题的本质。话语是思想的外化，思想是认识的精华，认识则以基础为基础。本文尝试在实践和认识两个层面进行美苏之比较，浅析构建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工程上的两国之成败得失。从实践论的角度讲，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部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对外则自视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一面旗帜，但由于长期迷信权力高度集中，体制僵化死板的“斯大林模式”，不能忍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尝试符合人民意愿及本国实际的“修正主义路线”，除南斯拉夫以外所有违背莫斯科意志的改革尝试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苏联政府将斯大林模式推广至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这实质上扼杀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尝试，客观上也减弱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可能性，这也为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埋下了伏笔。反观同时期的资本主义阵营，美国并未对英、法、意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左”倾潮流采取过多强制干预，甚至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就开始奉行政府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较之苏联，美国采取了一种相对宽容、开放、务实的外交姿态，容忍其国际盟友在不改变资本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灵活调整国内政策，这实质上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多元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同时也为美国学者开展跨国比较研究提供了实际而丰富的议题及素材。从认识论的角度讲，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反映在思想层面便是“一个完全不受外来影响的社会。这个社会有严格的、统一的意识形态，通过对媒体与教育系统进行严格的审查，遏制所有批评意见”。^[4]

与苏联的政治大国身份不相符的是，政治学科在整个苏联时期从未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过，也从未受到官方的认可。政治理论被分解在国家与法的理论、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苏联历史及政治学说史等领域之中。相关领域的学者多集中在苏共中央党校、中央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法、经济学和哲学三大研究部门之中，其主要职责并非构建具有学科意义的理论体系，而是为政府（上至中央，下至各级基层政府）提供各项具体政策的建议与咨询。在如此僵化的政治体制中，苏联未发展出类似于美国的独立完备的比较政治学科以及具有说服力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就不足为怪了。其实，作为冷战中的重要一极，苏联当然有向全球其他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地区传播本国政治思想、理论、模式、形象、经验等需要。然而，这个庞大的帝国要么粗暴武断地硬性将自身模式“植入”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各国，要么赤裸裸用利益交换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忠诚，完全忽略了政治理念传播过程中特定的技巧与方法，实为不智之举。

三、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

话语体系实质上是主体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来表达和构建的内容实际、结构合理、组织完善的语言论述系统，其结构由术语、概念、逻辑、理论和价值等成分组成。不论是当前全球学界影响广泛的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还是20世纪流行的源自德、意、日等国家的极权主义话语体系，甚至更早时期中世纪欧洲流行的神权主义话语体系，其构建路径一般都是认识主体在观察与思考现实政治生活后，通过选取词汇（能指）建构概念（所指），探寻相关概念之间最为本质、实在、直接的相关联系形成逻辑链条，并通过真伪验证来确定其使用范围和可信程度，更大范畴内多重理论的组合（其中绝大多数理论之间具有互构性，但也不排除其间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了具有开放性的话语体系。由于任何认知主体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其认知路径和评判视角都无可避免地受到所在场域的价值影响，其思想成果也必然体现相关价值。由此可见，任何具有说服力、号召力的话语体系都是特定社会主体对概念、理论等精心打磨、潜心思考的智慧结晶。美国学者在当代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为各国政治家及政治学人放眼国外、反思本国提供了多维的观察视角及精致的认知工具。但也应看到，当代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被镶嵌入大量不易察觉却无处不在的美式价值观被传播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当地的政治发展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理性对待西方比较政治理论

改革开放后的4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大量开创性政治实践，几经坎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中国政治学者有义务对此总结提炼、形成并完善一系列政治理论，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以此为媒介与其他国家交流中国的发展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不能离开现实建造空中楼阁，更不可能完全与既有体系割裂，另起炉灶。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比较政治学界理论体系中各学说真伪难辨，良莠不齐，中国学者对完全错误的理论应打破再造，对有部分价值的理论则要修正改造，及时发现理论空白，运用中国元素加以填补创造。自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学科复建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工作主要是引进、吸收、消化。最近十年这一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海归及年轻学者已经具备较为扎实的学科功底，掌握前沿流行的研究方法，并已经收获了相当喜人的科研成果，但要从学理上彻底否定错误理论并非易事。但我们不应放弃学术理性，沉迷在对所谓经典理论的痴迷崇拜之中，失去怀疑、批判的勇气和信心，因为“对任何科学的第一个批评必定发现它自己处于它正在表示反对的那个科学的假设的影响之下”。^[5]例如，美国政治学者布热津斯基（Z.Brzezinski）在苏东解体前曾大胆预言：“共产主义理论正在崩溃，而共产主义的实践则广泛地被认为已经失败。……苏联支配各国共产党的纪律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失效，它也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理论一致的现象消失了，共产主义的普遍号召力在更大范围内渐退了，结果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生命力明显地削弱了，这一切预示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世界现象已经接近尾声。”^[6]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原则并结合了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学者对这一重大历史现象的阐述与总结基本还囿于传统的国际共运研究领域。但若将其纳入比较政治视域进行考察，就中苏两党的决策机制、发展战略、治理绩效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历史研究，其成果将有力挑战布氏的“共产主义国家失败论”。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更多需要学者们对西方既有理论进行修正改造。近年来西方学者利用其社会数据积累丰富等优势建立起多重评级体系，对价值观不尽相同的中、俄等国家推行“指数霸权”，其本质是通过比较方法攻击政治观念上的“他者”。从形式上来看，由公式和数据堆砌出来的排名系统貌似科学合理，但其在预选多级指标时就已经将西方不认可的价值排除在外，最后得出的排序结论其公正性很难不受质疑。评级及排名体系，不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有其观察、测算及度量的工具价值，但以科学测量为方法外衣包裹主观选取的价值指标，中国比较政治学人理所应当对西方确立的嵌入价值偏见的测量体系进行驳斥和修正。

（二）提升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品位

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我国学者不应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突出比较政治理论的学术精致性。多年来，我国学者已能够掌握并能够熟练运用西方学者构建的诸多理论，但在进行原创性研究建设时却多有研究不够深入，说理不够透彻之嫌。就理论品位本身来讲，我国比较政治学理论精致性不足将直接影响我国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自身吸引力及对外影响力。换言之，如果谈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事关学者们的意识问题，那么如何以学术精致性支撑这一话语体系的建设关乎学者的态度问题。事实上，我国部分学者已经注意批评我国比较政治学中理论精致性不足的问题。2013年，李辉等人就刊文指出“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其具体体现为学者群体主观研究意愿的缺失，未区分具体、可操作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的落后以及两个制度性障碍。^[7]这一状况至今未有太大改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长期从事政治学教学与研究，故尝试在学科建设层面对其进行解读。我国政治学科复建至今，从国外翻译引介比较政治类著作的工作就从未间断，再加之当代青年学人阅读外文文献的能力日渐增强，近年来比较政治学在我国政治学领域的发展不可谓不快。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国内各学术单位整建制的比较政治学专业并没有太大发展，比较政治学共同体建设也十分有限。当前，国内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设置比较政治系，其他高校师生多是在中外政治制度学科下开展相关研究，在师资力量、方法训练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当前形势需要，某种程度而言，这已经成为当前构建中国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硬伤。在比较政治学话语力最为强大的美国，以政治学排名位居前列的哥伦比亚大学为例，其比较政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接受专业学术训练的时间通常为3年，其主干课程包含案例研究、统计方法、形式建模、田野调查、实验方法、民族志研究、历史分析及论文写作申请等课程；此外还需选修并考核美国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地区研究（非洲、东亚、欧亚、拉美及中东地区）、研究基金申请等科目。学生修完学分并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后，还需申请资助亲赴研究对象地区实地调研、搜集数据。及至最后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其总时长通常要6至9年。除了人才培养机制存在短板外，当前在我国学界备受诟病的以“（数量）多、（发文）快、（刊物）好、（耗费）省”为导向的论文评价制度让学者们很难“板凳坐得十年冷”，这直接造成了该领域精品产出率低的现状。构建任何学术话语体系都需要学者们倾注大量热情与耐心，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需要社会各界在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旗帜下协同配合、团结实干。

（三）实践是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

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直观看来是学者们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实施，但更本质来看，构建这一话语体系的根本动力实际上是政治家领导下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实践。任何话语体系的核心是都是一套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从现象升华至理论，离不开现实生活中的丰富实践。宋朝诗人陆游向其子传授为诗心得时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其意在指出诗人应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之中下大功夫，强调“行”在“言”前，“行”胜于“言”，而不可就诗论诗，为诗而诗。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不能简单理解建设主体仅是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工作者，社会中各个群体，特别是政治家们同样都肩负重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的最根本力量，但也从未否认特定情境中的政治人物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大推动作用，如果不以政治人物的社会实践为研究本原，政治学必然流于空谈，更遑论构建话语体系。例如，1215年，处于市民起义及对法战争失败交困之中的约翰王（King John），受迫于贵族集团的政治压力签署了《大宪章》（Magna Carta），这份政治契约中体现出“王在法下”的法治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其体制成为近代日、泰等国政改时学界及政界参考的范例。又如独立战争后，北美各州依旧各自为政，但为防止再遭侵略以及协调地区间工商贸易事务，十三州派出代表共76人至费城共商国是。在三个月日夜不休的剧烈争吵之后，体现分权制衡、有限权力、人民主权原则的合众国宪法就此诞生。其后，上述政治原则被传播至全球各地。再如1978年，一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沸腾于华夏大地。其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进行了丰富的开创性国家治理实践，让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在40年间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其背后深刻的政治智慧吸引很多后发国家政府学习借鉴。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不仅需要政治学人总结好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更需要中国社会以40年来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为基础，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体现中国智慧，让中国智慧贯穿于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

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学科复建以来，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从早期大量引进、吸收、消化西方理论学说，到后来自主创新开展研究进而服务国家改革开放大局，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很快，成绩斐然。然而，新时代对这一学科提出了新要求，中国政治学人要汲取历史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加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以开阔的胸襟见贤思齐，以自信的姿态展示成绩，为促进中国政治的发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更大的话语影响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整体性工程，我国比较政治学人应当在吸收国内外一切先进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密切关注中外各国的政治发展，发挥自身聪明才智，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2]程同顺.理性推动比较政治学发展[N].人民日报，2016-12-12.

[3]Ido Oren.Our Enemies and Us：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Pp.36.

[4]Ronald J.Hill，Soviet 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 and reform，M.Robertson，1980，p.14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版），2005：3.

[6][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226.

[7]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1）：138-151.